四十年的心愿

我怀着诚挚的心情，怀着为《文心雕龙》做点普及工作的愿望，将自己的这本语体译作献给新世纪的文学青年，为他们增进文学知识、从事文学写作提供参考。

《文心雕龙》产生于公元6世纪初，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古代文学理论巨著，是我国文化史上永放光芒的经典之作。鲁迅先生曾将它和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《诗学》相提并论。著作者刘勰（字彦和）是我国中古时期学识渊博、识见高远的文学大师。他的思想光芒，照耀了此后历代文坛。他的这本文论巨著，在新中国文学界受到重视。文心雕龙学（文心学）如今已成为国际性的一门显学。它不仅帮助我们洞察古代文学的演变，它提出的一系列文学原理和关于我国文化史的真知灼见，有不少地方，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还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我在年轻时候爱读这部名著。借助于范文澜的《文心雕龙注》及黄侃的《文心雕龙札记》，大致读懂了。其中若干篇美文，那时乐于背诵。此后在革命工作中行踪飘泊无定，此调不弹久矣！直到全国解放后，我在书店购得《范注》线装本和平装本。披阅在手，如逢早年师友。1961年春，我主持《文艺报》编务时，曾向作协刊物编辑部同仁及人民大学文学系青年同志讲授几篇《文心雕龙》。当时还没有语体文的注释本。为避免一些古典词语临时解读的麻烦，我抽空将第一批要讲的《神思》《体性》《风骨》《通变》《定势》《情采》6篇用语体文翻译出来，讲授时分发大家参阅。人家是那么漂亮的骈体古文，我用语体骈文翻译出来，力求（不能完全做到）上下句对偶相称，平仄协调。还力求（不能完全做到）一句古文译成一句语体文，不失原意。这个译法，对我是个考验。文友们认为考验及格，我感到愉快。以后在80年代后期、90年代两度补译出其他二十几篇的时候，也就沿用了这个译法。

1961年5月译讲《文心雕龙》，至今想起来引为快事。可是事隔不久（62年夏天吧），晴天霹雳，从北戴河传来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”的指令。我们哪还有心思讲《文心雕龙》？讲了又有谁来听？直到十年浩劫后，直到1983年，由于王元化、牟世金等同志的热心促进，在青岛开成了文心雕龙研讨会，正式成立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，大大促进了这一文学经典的研习活动。会前文友黄秋耘同志从广州寄来一份1961年5月《文艺报》编辑部印发的载有我的《文心雕龙》上述6篇译稿的《业务学习资料》。信上戏说：经过十年动乱，这可能是他保留下来的“海内孤本”了。我在青岛以此就教于王元化、徐中玉同志。他俩力促在上海《中华文史论丛》上发表出来，公诸同好。编者催稿，我无暇校改；且学业久疏，也无力校改；只好请元化同志加上几句跋语，就这样发表了。

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及其学术活动日趋活跃（它还召开过几次国际性的研讨会），屡屡提醒我向会友们学习，早日重理旧业，做好自己的翻译工作。也有些作家朋友和文学青年，看到我1961年的译文，敦劝我早日动笔，完成自己的心愿，也对他们学《文心》一书有所帮助（他们戏说读原文好像“读天书”）。我的这项心愿，只有在新近一场胸外科手术康复之后，才得加紧工作，达到目的，也算不幸中之幸事。

《文心雕龙》全书共50篇。我的译文，只选取了可供当代文学爱好者研习、对他们从事创作与评论工作有重要参考作用的30篇；其中不少篇章，也大有助于青年一代增进文学知识、提高文学素养。概括说来，在全书开头纲领性的《原道》《征圣》《宗经》《正纬》《辨骚》五篇中，略去了《正纬篇》（纬书是汉人妄称配合经书的伪作。刘勰撰此篇郑重辩正之；同时认为其中有些美好文辞可资参酌）。以下属于文体论（分论当时流行的各种文体作法）的20篇中，只译出《明诗》《诠赋》《诸子》《论说》4篇，而略去了《乐府》（重点在音律而不在歌词）《颂赞》《祝盟》《铭箴》《诔碑》等16篇（这些对今天用处不大）。这以后，自《神思》《体性》《风骨》以下属于创作论、批评论直至最后的《知音》《程器》《序志》共25篇，都是我十分赞佩、认为内容非常重要或文字非常美好的，绝大部分认真译出了；只略去《声律》《练字》《指瑕》3篇。

本书编辑时候，没有严格按照原书篇目先后序列，而是分为第一、二两编，突出创作论，将《神思》以下涉及创作问题的15篇列入第一编；而将原书开宗明义的《原道》《征圣》《宗经》等篇以及采自文体论、批评论以至总序《序志》的15篇列入第二编。我的书是献给文学青年的。我怕青年读者一翻到卷首《征圣》《宗经》等等，就皱起眉头，不想看也不想买这本很有意思的书了。而将《神思》《风骨》等篇移在卷首，很可能发生较好的效果，吸引读者接连读下去。

我还是希望读者耐心研习一下《原道》《征圣》《宗经》诸篇。一来它们重在谈文学，谈的是道之文，圣之文，经之文。读者可从中吸取一些文学知识。二来这时候的儒学，特别是刘勰的儒学，已不是汉朝保守的儒学，而是从那时儒、释、道的文化交流中的佛、老之学中吸取了有益的东西。我国南北朝时候，战火频仍，人民生活颠沛流离。佛家道家看破红尘，与群众中的悲观厌世情绪相适应。佛学道学是“出世”的。而儒学，特别是刘勰的儒学，是“入世”的，进取的，以济世救民为职责的。我们不可将它与宋朝以后越来越封闭、越来越保守的儒学混为一谈。三来，更重要的是，刘勰十分尊崇的孔子和孔孟之道，在春秋战国我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交替时期，是为新兴的封建制奠定了思想基础；孔孟及其门徒到处奔走呼号，力求实现他们为封建社会开辟道路的政治主张。可是，在当时，在全中国大地上，即令是在秦、齐、楚这样封建君主得势的国家，原来的奴隶制基础还很强大。所以孔孟和他们的得意门生都未得重用；一切反奴隶制的忠臣志士和思想活跃的诸子都未能得志或不得善终。总的来说，孔孟思想在先秦时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，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。我的这个看法，此刻来不及申论。我还要说，针对南朝齐梁时期国势阽危，人民困苦，士大夫消极遁世，沉溺于玄学清淡的状况，刘勰在自己著作中坚持尊孔宗经，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。我们不能只看到他当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。

在文学创作思想上，《文心雕龙》也有其特有的局限性。他完全忽视了人物描写。固然这方面的作品当时极少，但他在《史传篇》论及司马迁《史记》时，只谈到该书著述体例及其缺点，而对大文豪司马迁在《史记·列传》中不少历史人物简明生动的妙笔传神，未见一语提及。他评论晋代诗文时，忘了或是故意忽略了陶渊明。这是我迄今难以理解的。

这个选译本30篇，接受友人建议，每篇加上个《译后记》，于篇中要旨、可资读者参考处略作说明；或加几句临笔时的随感。这些都是在今年4月间写出的。我本无意借古喻今，可是刘彦和指斥的齐梁时期文风败坏的某些现象，在1500年后的文学“新潮”中，有时也变着花样闹哄哄地出现了。它阻碍了文学与群众的联系，败坏着新中国文学的名声。临笔时免不了提醒几句。精力有限，能少说就少说几句，希望引来有心人的好意补充。我一再说过，我的学业久疏，难免讲了外行话，或在理解与阐发处有这样那样的错误。热望专家们读者们不吝赐教，帮我一手，以便在本书再版时得以纠正。

我这次校订译稿、撰写《译后记》时，每就教于友人王元化的《文心雕龙讲疏》。《文心》原著引用古语古典多，恕我没能在原文后一一加注。青年读者如有兴趣研习原著，我愿介绍陆侃如、牟世金的《文心雕龙译注》（上下册，齐鲁书社本）、周振甫的《文心雕龙今译》（中华书局本）及贾锦福主编的《文心雕龙辞典》（济南出版社本）。以上三书，都有《文心》原著50篇全文，有详明的注释和译解。贾氏《辞典》编得好，除注释解说外还附有不少参考资料。我这两个月的工作，遇到疑问就求教于手边的以上诸书。我对诸书的著述、注释、译解者谨表衷心的谢意。（我收藏的有关《文心》的书刊当然不止这些，可惜房屋装修时移在别处珍藏着，只好留待今后领略求教了。）